当常熟路是善钟路的时候，这里还是法租界。作家、文人们常在善钟路出没。这条幽静的小马路，为何会吸引人呢？

常熟路是跨静安、徐汇两区的一段“小”马路——自华山路到淮海路，全长不过700米。它原名“善钟路”，路名源自马车行老板陶善钟。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，在上海租界内并不多，可见陶善钟来历不凡。可惜，有关陶善钟的历史记载很少。现在的常熟路100弄10号，有一幢豪宅，据说是陶氏住宅，现为上海歌剧院用房。抗战期间，陶宅曾被周佛海任总裁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占用；抗战胜利后，划归同济大学医学院。现在，它挂着“优秀历史建筑”铭牌，是迄今最能令人联想到“陶善钟”和“善钟路”的历史遗存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今日常熟路 读史老张摄

租住在西式公寓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作家、文人们常在善钟路出没。这条幽静的小马路，为什么会吸引人呢？一是这里有法式的浪漫风情，交通也方便。当年的法商2路电车，就在善钟路上行驶，“法国风”的善钟路可以直达“中国风”的南市老城厢；另外一个原因，是二十世纪初，善钟路还属上海的“西部”，这里陆续建造的西式公寓、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住宅等，租金相对便宜。1927年8月，田汉应黎锦晖邀请，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任文科主任（后任校长）。艺大的校舍，就在善钟路87号。这是一幢私人洋房，上下两层，底楼为客厅和餐厅，楼上为正房。艺大资金不多，房内放上钢琴和画架，就成了教室。在这里，田汉带着一张行军床，日夜镇守。他生性豪爽、朋友多，有人说他是“一团火”。在他感召下，欧阳予倩、洪深、朱穰丞、徐悲鸿、徐志摩、余上沅和郁达夫等文艺大家，几乎都来87号艺大讲学过。当年冬天，田汉在87号组织艺术“鱼龙会”，让艺大学生（“鱼”）与社会名流（“龙”）合作汇演。很快，87号底楼被改造成“小剧场”，连续一周演出话剧《名优之死》《苏州夜话》等名剧，欧阳予倩、周信芳、高百岁、徐悲鸿、徐志摩和陆小曼等悉数到场，或登台演出，或出席捧场。很多艺大学生，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文艺名家。音乐家冼星海、剧作家陈白尘、画家吴作人、诗人塞克、电影导演郑君里、电影明星王莹和金焰等，就是从87号走出来的。也就在1927年，林语堂来到上海，租住在善钟路一套西式公寓。他雇了一个男仆，名叫阿芳，只有十几岁。阿芳动手能力强，会打扫房间，也会擦皮鞋。有一次，林语堂的打字机坏了，阿芳一捣鼓，居然修好了。对此，林语堂很是喜欢。后来，公寓里又来了一位洗衣女仆，阿芳就变得懒散了，动手能力也弱了。有一天，林语堂偶然发现，阿芳与女仆有私通的痕迹……终于，阿芳走了，林语堂很怅惘。最后，他自己也搬离了善钟路。1928年1月，26岁的沈从文到达上海，住进了善钟里（善钟路111弄和113弄）。善钟里为新式里弄，原有花园洋房和里弄住宅几十座。沈从文当年穷困潦倒，租不起大房子，只能租住在3号一个亭子间里（后迁入正房）。那时，他每天除了写作应付催稿外，生活非常单调：“每天早上起来烧水，洗脸，买菜，淘米，煮饭，炒菜，打油，洗碗，头发昏。”有时候无聊，就跑到晒台上，看对面楼房亭子间里住着的一个女人，“明知无所冀于这女人，却有时不免故意走到晒台上去”，看这女人做事看书，也看她脱衣上床，“老早的起床，预备看这女人起床时的模样，而心情，又不过类乎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……女人还仿佛做着好梦，侧面睡。在晒台上的俯瞰，是望到这脸非常明白的，脸在一堆短的黑发中，呈浅红颜色，花花的浅黄色被上有一只光光的白手同时入目，这应当说是美。”在沈从文眼中，“这女人”，是灰冷的善钟里唯一的暖色。1928年3月，丁玲和胡也频也来到了善钟路，住进沈从文的陋室。丁玲、胡也频与沈从文原是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，曾在北京一起合租过汉园公寓。沈从文回忆道：“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……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，别无他物，于是，两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。”

善钟里的花园洋房 读史老张摄

文人们的聚集地

除了在善钟路租住，文人们也常在这条路上活动。1929年，梁实秋住在霞飞路1014弄，离善钟路不远。有一次，他与妹夫时昭涵、朋友罗隆基走到善钟路口，看到一个法国人正在殴打一个中国司机。他们就上去劝解，时昭涵用法语骂了那个法国人。没想到，法国人突然狂吹警笛，一时间，善钟路巡捕房的巡捕倾巢出动，将时昭涵抓了进去，梁实秋和罗隆基也跟了进去……后来，梁实秋在《警察》一文中称：“我在善钟路捕房亲眼看到，一个警官用手枪抵住一个犯人，另一警官就像在沙袋前练拳一样，两拳齐施，直打得犯人鼻青脸肿……”1934年，沙汀、杨骚和杨潮等作家们经常聚在欧阳山家里。欧阳山当时住在善钟路，他们谈文学、谈创作。据沙汀回忆：“……杨潮每次去参加，大半都要捎上一瓶泸州大曲，因为他知道欧阳、杨骚和我，还有他自己，都对杜康有点感情。”女作家白薇和郁风也常走善钟路。1935年，中共领导的青年妇女俱乐部刚刚成立，白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。据郁风回忆，白薇“把这个青年姐妹的群众组织当作寄托感情的温暖的家。我们都尊重她……我当时还不到二十岁，比较幼稚，只是快快活活地干革命工作。白薇大姐对我还有些偏爱，每次会后常常和我一起出来，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善钟路，到我家喝一杯茶”。郁风说的“我家”，就是善钟路上的郁公馆。郁公馆主人，是郁风的父亲郁华。郁华是郁达夫胞兄，也是著名大法官。1939年11月23日，因坚持抗日、拒绝日伪利诱，郁华被汪伪特务暗杀。暗杀地点，就在善钟路上。1935年底，端木蕻良和一位中学同学也在善钟路租住。端木蕻良说，那时，他同学在中山医学院（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读书，平时不在家，他独自一人，埋头写作，“《大地的海》就是那时写出的……《大地的海》我一口气写完，很顺当。当时我对上海文坛是十分陌生的，我也不想结交什么人，只想把写出来的东西发表，使它和读者见面，然后再继续写……”后来，端木蕻良在谈到当时情形时，曾这样回忆：“善钟路离静安寺路很近，我经常到静安寺路‘公墓’去散步。里面有两棵法国梧桐，下面有两条长椅，我有时就靠在长椅上构思我要写的小说。”他所说的“公墓”，就是今天的静安公园；那“两棵法国梧桐”，不知今天还在否？

上海歌剧院主楼，原为陶氏住宅 张韵帆 摄

剧联的秘密会议

地处法租界的善钟路，幽静、冷僻，很适合当年中共和民主人士开展地下活动。女作家吴似鸿清楚地记得，她曾在善钟路恩派亚公寓（今淮海大楼），目睹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活动。吴似鸿早年参加过田汉的南国社，做过演员，被称为“南国社的野姑娘”；还写过小说，得到过鲁迅和田汉的赞扬。据她晚年回忆：“有一天，田汉叫我同去法租界。我不知道他叫我去干什么，事先他没告诉我。他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……”一走就走到了善钟路霞飞路口的恩派亚公寓，“田汉走进一间小房间，四周没有窗户，一张长方形的矮桌，四面已坐满剧联人员。最上面的位置，坐着潘汉年，骨架子好大，戴一副黑墨眼镜，田汉挤进坐下，再也没空位置了。我立在门口，还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因我不是剧联人员，便不跨进去了，嘻嘻哈哈地向他们打招呼。其中有一个人对田汉说：‘你叫她（指我）来干什么呢？’田汉回答：‘我叫她来掩护掩护的。’我这才知道，剧联在开秘密会议。”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，张学良秘密到达上海。为了摆脱南京方面的跟踪，他请人在恩派亚公寓租了一个套房。套房里共有三个房间：正中是客厅，右边是卧室，左边是饭厅。在这里，张学良会见过不少爱国民主人士。有一次，张学良的一位部下去那里，见张学良正和一位来客在谈话，当时因天气暖和，所以窗户都敞开着。“他们两人谈话声音很高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纵声大笑，谈了很长时间”，犹如多年的知心朋友。谈话结束后，张学良送客出门时，向部下介绍说：“他叫邹韬奋。”1938年9月，潘汉年抵达延安，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。在此期间，他认识了抗大学生董慧。1939年，他与董慧经香港抵沪。据剧作家于伶回忆：“某夜，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‘盖世宫’（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）见面。要我在‘三友’浴室（今安福路‘和平浴室’）定好房间，他（指潘汉年）和刘晓同志来。谈了以后，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，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。”

原恩派亚公寓（今淮海大楼）读史老张摄

偶尔谈起善钟路

1943年以后，善钟路被改名为“常熟路”。不过，普通市民并不习惯，仍喜欢沿用原名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作家唐大郎在12月7日的《亦报》上写了一篇短文，怀念曾经的小报《罗宾汉》，说它“没有色情，没有恶意攻讦人，浅显简单，老老实实报道消息”。为了证实“浅显简单”，他还模仿了一段《罗宾汉》文字，标题是《黄宗英担任保镖 唐大郎指点迷途》。全文如下：昨天下午一时半，唐大郎坐了三轮车，经过善钟路转入葛罗希路，碰着黄宗英，骑了脚踏车，黄宗英跟在三轮车后面说，我做你的保镖。黄宗英要到兰心打腰鼓，忽然迷失去路，唐大郎叫她跟到蒲石路，向东一指叫她一直去，不要转弯就到了。上文中的“葛罗希路”，就是延庆路；“蒲石路”，就是长乐路；“兰心”，就是兰心大戏院。唐大郎称，他模仿的文字，就是“当初《罗宾汉》的遗风”，完全“写我自己的实事”。在我看来，这段文字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文人间的一段趣事，也是关于“善钟路”地名的绝唱。后来，在各类报刊的正式文本叙述中，“善钟路”就被“常熟路”覆盖了。从此，只有老辈的人们在聊天时，才会偶尔谈起“善钟路”……

新民晚报

作者：读史老张

编辑：施雨